荆楚文化的地域特色

1. 荆楚文化的地域特色

荆楚文化作为一种具有鲜明地域特色的文化，其内涵可概括为十大系列： 辛亥革命武昌起义 ，在清王朝的统治腹心打响第一枪，一举推翻了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个封建王朝，结束了帝制 ，湖北的革命党人和仁人志士功不可没。以辛亥革命武昌起义为标志，形成了湖北和武汉近现代史上波澜壮阔的革命文化内涵。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董必武、陈潭秋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在武汉创立了共产主义小组，武汉曾经是大革命的中心。“二七”大罢工、武昌农讲所、“八七”会议、黄麻起义、鄂豫皖和湘鄂西革命根据地、八路军办事处、武汉保卫战、新四军司令部、中原突围和刘邓大军挺进大别山等一系列的革命活动、革命事迹、革命遗址等，构成了湖北近现代革命文化的主要内容，是极其宝贵的革命文化资源。荆楚文化这八大文化系列具有超越时空的强大穿透力和影响力，是我们建设先进文化、进行社会主义文化创新的重要基础。湖北是荆楚文化的发祥地，也是古代楚国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从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的双重角度审视荆楚文化的发展轨迹，还可以进一步发现它在以下五个方面具有创新特质，是当今发展先进文化的重要精神遗产。一是“筚路蓝缕”的创业精神；二是“抚夷属夏”的开放精神；三是“一鸣惊人”的创新精神；四是“深固难徙”的爱国精神；五是“止戈为武”的和合精神。荆楚文化的这些创新特质，既是时代的产物，又是优秀民族文化和民族精神的具体展现，是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资源。

2. 荆楚文化的介绍

荆楚文化因楚国和楚人而得名，是周代至春秋战国时期在江汉流域兴起的一种地域文化。它主要是指以当今湖北地区为主要辐射地的古代荆楚历史文化。荆楚文化是华夏民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继承了许多商周文化特点，它源远流长，博大精深，具有鲜明的地域特色和巨大的经济文化开发价值。 楚辞被喻为中国浪漫主义文学的源头，对于其后产生的汉赋更有直接的影响。“书楚语、作楚声、纪楚地、名楚物”的楚辞，与其他楚文化精华一起，构筑起瑰丽奇异的楚地文明。

3. 什么是荆楚文化

【荆楚文化简介】 荆楚文化因楚国和楚人而得名，是周代至春秋时期在江汉流域兴起的一种地域文化。 【荆楚部族的兴起】 楚，也称荆楚，春秋时代的这个国家为什么叫做“楚国”呢。“楚”本是一种灌木的名称，也叫做“荆”，在南方江汉流域的山林中极为常见，可用作薪柴等多种用途，人日常离不了。于是远自商代时，北方中原人就以荆楚来称呼江汉流域的南方地区和南方部族，比如《诗经·商颂》中说的“维女荆楚居国南方”。但是，构成楚民族主体的，却并不是江汉流域的土著，而是原居北方的祝融部落的一支（楚人奉祝融为始祖），这支部族迁移到江汉流域，不断地与周围的土著民族（九黎、三苗的后裔）相互融合，发展成为一支强盛的荆楚大族。 荆楚部族在与北方商王朝的对峙中也吸收了先进的商文化，为自身发展创造了有利的条件。周朝初年，转投周王的荆楚族得到了中原王朝的支持，从而建立起自己的国家。从春秋开始，楚国迅速强盛起来，尤其是到了楚庄王时，楚吞并了周边的许多小国，成为一方大国。 【先抑后扬的楚文化】 楚地是一个历史的地域概念，大体上以今湖北全境和湖南北部为中心，向周边扩展到一定的范围。当北方有炎、黄部落在创造中原文明的时候，南方江汉流域也兴起了九黎部落，并创造出了大溪文化、屈家岭文化等早期楚文化。然而这之后，随着九黎部落被炎、黄部落击败，以及后期的三苗部落被更强大的中原部落所征伐，楚地文化逐渐消沉了。楚地文化落后与中原的另一个原因是江汉流域多山林水泽，各氏族部落不能像中原地区的氏族部落那样较快地由采集和渔猎转入农耕和畜牧，这种生产力的缓慢发展相应地限制了文化的发展速度。因此，当北方已经出现了夏、商等奴隶制国家后，南方楚地仍停留在原始的父系氏族社会阶段，散居的各氏族部落屡遭中原势力的压迫和征伐。但就是在这种持续千年的蛮荒背景下，逐渐孕育发展出楚民族以及其后的楚国家，并成为当时中国南方各部族融合的中心。楚人借天时、地利融汇了中原文化和南方土著文化，开创了独具异采的楚文化。 【楚文化的奇葩“楚辞”】 “楚辞”这一名称起于西汉。它有两种含义：一是诗体名，指战国后期由屈原等楚国诗人以楚地民间语言和民歌为基础创造的一种诗歌载体；二是诗歌总集的名称，由西汉刘向辑录屈原、宋玉等人的作品以及后人模拟的作品，名为《楚辞》。由于屈原是楚辞的开创者，他的作品在质量和数量上都是最有代表性的。后人提及楚辞无不言屈原的代表作《离骚》，并常以“骚”或“离骚”作为楚辞的代称。 楚辞的产生离不开楚地特有的民间习俗。江汉水乡，民间巫风盛行，土俗尚祠祀歌舞，而且这一带很早就流传着有别于中原地区的楚地民歌，这些因素都是楚辞得以产生的基础。虽然在《诗经》这样一部广泛采录周初到春秋中叶大约五百多年四方各国民歌的总集中，几乎没有收录楚地民歌（原因大概在于楚一向被中原王朝视为蛮夷，楚地方言也难以被中原人接受等），但仅从各方典籍保存下来为数极少的楚歌来看，其内涵丰富，叙事抒情都极富浪漫主义色彩，对楚辞的影响之深远不言而喻。 楚辞被喻为中国浪漫主义文学的源头，对于其后产生的汉赋更有直接的影响。“书楚语、作楚声、纪楚地、名楚物”的楚辞，与其他楚文化精华一起，构筑起瑰丽奇异的楚地文明。 荆楚文化是中华民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它源远流长，博大精深，具有鲜明的地域特色和巨大的经济文化开发价值。 楚文化、荆楚文化同属一个概念，均指楚人、楚国创造而长期沉淀的文化实体和形态。我们这里说的它们是同属一个概念，是因为历史上荆、楚不分，荆、楚或荆楚、楚荆作为一种特定的称谓，已沿袭三千多年了。如《诗·商颂·殷武》说：“维女荆楚，居国南乡。”这里是“荆楚”联称，荆在前，楚在后。《竹书纪年》说：“昭王十六年，伐楚荆。”这里是“楚荆”联称，楚在前，荆在后。另据《春秋》记载，鲁庄公（前693—前661）之前称荆，但自鲁僖公（前659—前627）元年后，就改称为楚了。这样看来，荆或楚，荆楚或楚荆联称，其意思是一致的，似无多大区别。时至东汉，许慎 《说文解字》释荆：“楚木也，从刑声。”释楚：“丛木也，一名荆也。”这样就把荆山、荆楚木、荆州、荆楚国，统一了起来，形成为系统完整的概念，故至唐宋时，孔颖达《春秋左传正义》说：“荆、楚一木二名，故以为国号，亦得二名。”沈括《梦溪笔谈》也说：“荆或为楚，楚亦荆木之别名也。”至此，荆楚约定俗成，成为一个专称楚族、楚国和荆楚地域的一个特有的称谓。当然，历史上也还有其他各种说法，如《诗·商颂》毛传说：“荆楚，荆州之楚国也。”又如《汉书·高帝纪》颜师古注：“秦庄襄王名楚，故改讳荆。”但不论何种说法，荆和楚早已溶合为一体了，绝不能截然分割开来。作为楚人族所创造的文化，并在荆楚大地得以长期沿袭下来，当然也就称之为楚文化或荆楚文化了。那种认为楚文化是专指为楚国时期的文化，荆楚文化则为荆楚地域自古至今的文化，即指楚文化，又指此地的一切时空文化，显然是不科学的。文化是传承性的，源流嬗变，涓涓不息，楚国虽亡，文化不灭。我们今天溯其源，观其流，又察其流，探其源，从时空的角度，研究荆楚文化，着力为建设现代文明服务，这是符合历史唯物主义要求的，但不能说这就是荆楚文化本身。楚文化或荆楚文化是一个独立的文化形态，有它本身的内涵和属性，有它相互依存、相互影响的科学体系，不能把荆楚地域内任何时期的文化、都称之为楚文化或荆楚文化。 关于楚文化或荆楚文化的内涵，从目前大家比较习惯接受的角度概括，可以包括这样几个方面，即物质文化、精神文化、社会制度文化和民俗文化。这种概括，只是罗列荆楚文化所大致涵盖的内容，绝非从文化学的角度，来研究荆楚文化的本质性蕴涵。 在楚物质文化方面，应包括农业、手工业、商业、货币、城市与交通各个方面。在农业方面，主要是体现在各种农具的发明和使用、水利工程的兴建与水利事业的发展、耕地面积的扩大和粮食作物、农副产品的发展。楚国是南方的农业大国，铁农具先进与水利事业发达，是楚国农业两大特色。“楚天下之强国也。……地方五千里，带甲百万，车千乘，骑万匹，粟支十年，此霸王之资也”《战国策·楚策一》，此乃历史公论，反映了楚农业发展的丰硕成果。楚国手工业成就辉煌，主要体现在青铜器、铁器铸造、丝织业、漆器业、竹木器业、建筑业、造船业和料器制造业等各个方面。其中以漆器业、丝织业为最突出，可谓达到当时古代世界生产力水平的巅峰，其出土实物，至今为世人所倾倒。楚国历来重商，故楚国商业成就突出，它生产的产品，不仅输往大江南北各地，而且还远至中亚、东南亚地区。随着商品流通领域的扩大，货币也大有发展，除铜币外，还有金、银币。根据出土的情况看，已知的先秦金银币都是楚国的。楚国城市众多，水陆路交通四通八达。这一切都属于楚物质文化的基本内容，表现了楚人的勇敢与智慧，“日益迅速地掌握了自然力，并为自己创造了‘第二自然’”高尔基语。“第二自然”，就是楚人在长期的奋斗中所创造的物质文化。物质文化，既见于文献记载资料，更直接见于考古发掘实证资料。由于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后，楚地出土文物众多，令人目不暇接，故有学者提出“考古意义上的楚文化”，“以体现在考古遗物上的为限，主要是物质文化”，张正明主编《楚文化志》的概念。其实，文物是文化活动过程的结晶，它既反映了楚人物质文化的成就，也体现了楚人精神文化的面貌，两者是密不可分的。 【荆楚文化的八大内涵】 1、炎帝神农文化。湖北随州、谷城和神农架是炎帝神农的主要活动区域，有许多民间传说和文化遗址。在这里，炎帝神农遍尝百草，为民治病，发明农业，教民耕种，其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标志着中华文明从渔猎时代向农耕时代过渡。 2、楚国历史文化。湖北是楚文化的发祥地，楚国作为春秋战国时期的大国和强国之一，在800多年的历史长河中创造了灿烂辉煌的文明成果。楚国独步一时的青铜铸造工艺、领袖群伦的丝织刺绣工艺、巧夺天工的漆器制造工艺、义理精深的哲学、汪洋恣肆的散文、惊采绝艳的辞赋、五音繁会的音乐、翘袖折腰的舞蹈、恢诡谲怪的美术，都是十分宝贵的文化富矿。 3、秦汉三国文化。秦汉时期的湖北地区是当时重要的文化中心之一，云梦古泽、睡虎地和龙岗秦简、张家山汉简、汉明妃王昭君、汉光武帝刘秀、文学家王逸等都是重要的文化资源。湖北境内还是魏、蜀、吴三国犬牙交错、激烈争夺的“四战之地”，政治、经济、军事、外交的联合与斗争波谲云诡，惊心动魄，古隆中、赤壁、乌林、长坂坡等著名文化景区是三国文化的重要载体。 4、清江巴土文化。清江流域的土家族是古代巴人的后裔。热情、质朴、勤劳、善良、勇敢，代表了土家人优良的民族素质。其婚丧习俗、歌舞曲艺、饮食服饰、建筑交通等构成了清江巴土文化的鲜明特色。同时，以恩施自治州和长阳、五峰两个自治县为主体的湖北民族地区也是巴土文化的富集之地，这里山川秀美，物产丰富，是发展湖北特色经济的重要地区。 5、名山古寺文化。湖北的名山古寺众多，形成了独具特色的名山古寺文化资源。武当山是道教名山，经过几百年的发展，形成了具有丰富内涵的武当文化。此外，荆山、大别山、大洪山、齐岳山、九宫山和黄梅五祖寺、当阳玉泉寺、来凤仙佛寺、汉阳归元寺、武昌宝通寺以及荆州天星观、武昌长春观等众多的名山古寺以及钟祥明显陵等名胜古迹，都有着较高的知名度和独特的文化内涵。 6、长江三峡文化。长江三峡是中国最壮观的峡谷，也是世界最著名的峡谷之一，还是举世闻名的水电能源基地和地球上最大的人工湖。随着三峡枢纽工程的蓄水发电和胜利竣工，其举世雄奇的自然风光、色彩斑斓的人文景观、神秘浪漫的神话传说和峡江两岸奇特的风土民俗，形成了具有浓厚峡江色彩的文化流派，构成了三峡文化的鲜明特色。 7、江城武汉文化。武汉地处两江交汇之地，素有“九省通衢”之称，早在商周时期就是南方连接中原的战略据点。以商代盘龙城为标志，3500多年的建城史使武汉积淀了底蕴丰厚的文化。明清以后，武汉逐步发展成为华中地区最大的工商业城市，近现代以来更成为中国的制造业中心和重要工业基地之一。在现代史上，武汉曾一度成为中国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作为华中地区的特大城市和区域经济中心，江城武汉文化具有鲜明的区域特色。 8、现代革命文化。辛亥革命武昌起义 ，在清王朝的统治腹心打响第一枪，一举推翻了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个封建王朝，结束了帝制 ，湖北的革命党人和仁人志士功不可没。以辛亥革命武昌起义为标志，形成了湖北和武汉近现代史上波澜壮阔的革命文化内涵。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董必武、陈潭秋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在武汉创立了共产主义小组，武汉曾经是大革命的中心。“二七”大罢工、武昌农讲所、“八七”会议、黄麻起义 、鄂豫皖和湘鄂西革命根据地、八路军办事处、武汉保卫战、新四军司令部、中原突围和刘邓大军挺进大别山等一系列的革命活动、革命事迹、革命遗址等，构成了湖北近现代革命文化的主要内容，是极其宝贵的革命文化资源。荆楚文化这八大文化系列具有超越时空的强大穿透力和影响力，是我们建设先进文化、进行社会主义文化创新的重要基础。 湖北是荆楚文化的发祥地，也是古代楚国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从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的双重角度审视荆楚文化的发展轨迹，还可以进一步发现它在以下五个方面具有创新特质，是当今发展先进文化的重要精神遗产。 一是“筚路蓝缕”的创业精神； 二是“抚夷属夏”的开放精神； 三是“一鸣惊人”的创新精神； 四是“深固难徙”的爱国精神； 五是“止戈为武”的和合精神。 荆楚文化的这些创新特质，既是时代的产物，又是优秀民族文化和民族精神的具体展现，是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资源。

4. 荆楚文化的简介

荆楚文化是指具有湖北地方特色的文化。古代的“荆楚”概念，其地域范围大致以今天的湖北省行政区划为主，故湖北人往往将本省称为“荆楚大地”。所谓荆楚文化，作为一种具有鲜明地域特色的文化形态，从断代的静态角度看，它主要是指以当今湖北地区为主体的古代荆楚历史文化；从发展的动态角度看，它不仅包括古代的历史文化，还包括从古到今乃至未来湖北地区所形成的具有地方特色的文化。因此，“荆楚文化”也可以理解为具有湖北地方特色的文化。

5. 荆楚的荆楚文化

荆楚文化因楚国和楚人而得名，是周代至战国时期在江汉流域兴起的一种地域文化。周初，文王姬昌的老师的曾孙熊绎被封为子爵，从而建立起自己的国家。从春秋开始，楚国迅速强盛起来，尤其到了楚庄王时，楚吞并了周边众多小国，成为一方大国。 先抑后扬的楚文化 楚地是一个历史的地域概念，大体上以今湖北全境和湖南北部为中心，向周边扩展到一定的范围。当北方有炎、黄部落在创造中原文明的时候，南方江汉流域也兴起了九黎部落，并创造出了大溪、屈家岭文化等早期楚文化。荆楚文化是中华民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她源远流长，博大精深，具有鲜明的地域特色和巨大的经济文化开发价值。 楚文化、荆楚文化同属一个概念，均指楚人、楚民族、楚国创造而长期沉淀的文化实体和形态。历史上荆、楚不分，荆、楚或荆楚、楚荆作为一种特定的称谓，已沿袭三千多年。如《诗·商颂·殷武》说：“维女荆楚，居国南乡。”这里是“荆楚”联称，荆在前，楚在后。《竹书纪年》说：“昭王十六年，伐楚荆。”这里是“楚荆”联称，楚在前，荆在后。另据《春秋》记载，鲁庄公（?前693—前661?）之前称荆，但自鲁僖公（?前659—前627?）元年后，就改称为楚。这样看来，荆或楚，荆楚或楚荆联称，其意思一致，似无大区别。至东汉，许慎《说文解字》释荆：“楚木也，从 刑声。”释楚：“丛木也，一名荆也。”这样就把荆山、荆楚、木、荆州、荆、楚国，统一起来，形成系统完整的概念，故至唐宋时，孔颖达《春秋左传正义》说：“荆、楚一木二名，故以为国号，亦得二名。”沈括《梦溪笔谈》也说：“荆或为楚，楚亦荆木之别名也。”至此，荆楚约定俗成，成为一个专称楚族、楚国和荆楚地域的一个特有的称谓。当然，历史上也还有其他各种说法，如《诗·商颂》毛传说：“荆楚，荆州之楚国也。”又如《汉书·高帝纪》颜师古注：“秦庄襄王名楚，故改讳荆。”但不论何种说法，荆和楚早已溶合为一体了，绝不能截然分割开来。作为楚人族所创造的文化，并在荆楚大地得以长期沿袭下来，也就称之为楚文化或荆楚文化了。那种认为楚文化是专指为楚国时期的文化，荆楚文化则为荆楚地域自古至今的文化，即指楚文化，又指此地的一切时空文化，显然是不科学的。文化是传承性的，源流嬗变，涓涓不息，楚国虽亡，文化不灭。现今溯其源流，楚文化或荆楚文化是一个独立的文化形态，有它本身的内涵和属性，有它相互依存、相互影响的科学体系，不能把荆楚地域内任何时期的文化、都称之为楚文化或荆楚文化。“楚辞” 这一名称起于西汉。它有两种含义：一是诗体名，指战国后期由屈原等楚国诗人以楚地民间语言和民歌为基础创造的一种诗歌载体；二是诗歌总集的名称，由西汉刘向辑录屈原、宋玉等人的作品以及后人模拟的作品，名为《楚辞》。由于屈原是楚辞的开创者，他的作品在质量和数量上都是最有代表性的。后人提及楚辞无不言屈原的代表作《离骚》，并常以“骚”或“离骚”作为楚辞的代称。 楚辞的产生离不开楚地特有的民间习俗。江汉水乡，民间巫风盛行，土俗尚祠祀歌舞，而且这一带很早就流传着有别于中原地区的楚地民歌，这些因素都是楚辞得以产生的基础。虽然在《诗经》这样一部广泛采录周初到春秋中叶大约五百多年四方各国民歌的总集中，几乎没有收录楚地民歌（原因大概在于楚一向被中原王朝视为蛮夷，楚地方言也难以被中原人接受等），但仅从各方典籍保存下来为数极少的楚歌来看，其内涵丰富，叙事抒情都极富浪漫主义色彩，对楚辞的影响之深远不言而喻。 楚辞被喻为中国浪漫主义文学的源头，对于其后产生的汉赋更有直接的影响。“书楚语、作楚声、纪楚地、名楚物”的楚辞，与其他楚文化精华一起，构筑起瑰丽奇异的楚地文明。

6. 荆楚文化的文化主源

楚文化是周朝时期长江中游（涉及长江、汉江、淮河流域）地区楚人所创造的具有自身特征的一种文化。商周时期中原民族把长江中游的南方民族称为荆蛮、楚蛮或荆楚，《诗经》曾提到“挞彼殷武，奋伐荆楚”。周成王分封荆楚民族一支的首领熊绎于荆山丹阳，为楚子，标志着楚国历史的开始。起初楚国在诸侯国中等级较低，控制地域也非常小。西周后期，楚国逐渐强大，通过不断的战争，逐渐控制了长江中游地区，并成为“春秋五霸”之一。考古工作者在荆楚地区发现了大量具有鲜明特色的遗址、墓葬等春秋时期的文化遗存，说明至到春秋时期，以荆楚民族为主体、以楚国为中心的楚文化体系已经形成。至战国时代，楚国继续扩张，占有长江中下游的大部分地区，并控制了今河南、四川、贵州的部分地域，成为“战国七雄”中疆土最广阔的政权。随着楚国和荆楚民族由弱小走向强大，楚文化经历了一个产生、发展、传播以及与新征服地域文化交流融合的过程。据文献记载，楚国自始封丹阳至被秦灭亡，共有大小城邑270余座，考古发现并公布的楚文化城址约有50余座，湖北有江陵楚纪南城、当阳季家湖楚城、宜城楚皇城、襄阳邓城、云梦楚王城、大冶鄂王城等，河南有淅川龙城、信阳楚王城、淮阳陈城，湖南有湘阴古罗城、长沙楚城、临澧宋玉城，安徽有寿县寿春城、苍陵城等，这些遗址大多建于春秋战国，有的遗址直到南北朝时代才被废弃，其用途有的是都城、有的是别都、有的是县邑、还有的是军事堡垒。楚国的墓葬分布很广，在今长江中下游地区、岭南、四川盆地都有发现，经发掘的数量远远超过其他东周列国，据估计仅湖北、湖南就已发掘5000座以上；许多楚墓保存较好，出土了大量制作精美、内涵丰富的随葬器物，如长沙子弹库出土的帛画和帛书，江陵马山出土的丝织品，各地楚墓所出的陶器，铜礼器、兵器、车马器，漆木器，竹简、木牍以及各种玉石器等等。楚文化遗址和楚墓考古发掘，对我们了解和认识楚文化的面貌特征具有极为重要的作用。在楚物质文化方面，应包括农业、手工业、商业、货币、城市与交通各个方面。在农业方面，主要是体现在各种农具的发明和使用、水利工程的兴建与水利事业的发展、耕地面积的扩大和粮食作物、农副产品的发展。楚国是南方的农业大国，铁农具先进与水利事业发达，是楚国农业两大特色。“楚天下之强国也。……地方五千里，带甲百万，车千乘，骑万匹，粟支十年，此霸王之资也”《战国策·楚策一》，此乃历史公论，反映了楚农业发展的丰硕成果。楚国手工业成就辉煌，主要体现在青铜器、铁器铸造、丝织业、漆器业、竹木器业、建筑业、造船业和料器制造业等各个方面。其中以漆器业、丝织业为最突出，可谓达到当时古代世界生产力水平的巅峰，其出土实物，至今为世人所倾倒。楚国历来重商，故楚国商业成就突出，它生产的产品，不仅输往大江南北各地，而且还远至中亚、东南亚地区。随着商品流通领域的扩大，货币也大有发展，除铜币外，还有金、银币。根据出土的情况看，已知的先秦金银币都是楚国的。楚国城市众多，水陆路交通四通八达。这一切都属于楚物质文化的基本内容，表现了楚人的勇敢与智慧，“日益迅速地掌握了自然力，并为自己创造了‘第二自然’”?高尔基语?。“第二自然”，就是楚人在长期的奋斗中所创造的物质文化。物质文化，既见于文献记载资料，更直接见于考古发掘实证资料。由于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后，楚地出土文物众多，令人目不暇接，故有学者提出“考古意义上的楚文化”，“以体现在考古遗物上的为限，主要是物质文化”?张正明主编《楚文化志》的概念。其实，文物是文化活动过程的结晶，它既反映了楚人物质文化的成就，也体现了楚人精神文化的面貌，两者是密不可分的。 “楚辞”这一名称起于西汉。它有两种含义：一是诗体名，指战国后期由屈原等楚国诗人以楚地民间语言和民歌为基础创造的一种诗歌载体；二是诗歌总集的名称，由西汉刘向辑录屈原、宋玉等人的作品以及后人模拟的作品，名为《楚辞》。由于屈原是楚辞的开创者，他的作品在质量和数量上都是最有代表性的。后人提及楚辞无不言屈原的代表作《离骚》，并常以“骚”或“离骚”作为楚辞的代称。楚辞的产生离不开楚地特有的民间习俗。江汉水乡，民间巫风盛行，土俗尚祠祀歌舞，而且这一带很早就流传着有别于中原地区的楚地民歌，这些因素都是楚辞得以产生的基础。虽然在《诗经》这样一部广泛采录周初到春秋中叶大约五百多年四方各国民歌的总集中，几乎没有收录楚地民歌（原因大概在于楚一向被中原王朝视为蛮夷，楚地方言也难以被中原人接受等），但仅从各方典籍保存下来为数极少的楚歌来看，其内涵丰富，叙事抒情都极富浪漫主义色彩，对楚辞的影响之深远不言而喻。楚辞被喻为中国浪漫主义文学的源头，对于其后产生的汉赋更有直接的影响。“书楚语、作楚声、纪楚地、名楚物”的楚辞，与其他楚文化精华一起，构筑起瑰丽奇异的楚地文明。荆楚文化是中华民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它源远流长，博大精深，具有鲜明的地域特色和巨大的经济文化开发价值。楚文化、荆楚文化同属一个概念，均指楚人、楚国创造而长期沉淀的文化实体和形态。我们这里说的它们是同属一个概念，是因为历史上荆、楚不分，荆、楚或荆楚、楚荆作为一种特定的称谓，已沿袭三千多年了。如《诗·商颂·殷武》说：“维女荆楚，居国南乡。”这里是“荆楚”联称，荆在前，楚在后。《竹书纪年》说：“昭王十六年，伐楚荆。”这里是“楚荆”联称，楚在前，荆在后。另据《春秋》记载，鲁庄公（前693—前661）之前称荆，但自鲁僖公（前659—前627）元年后，就改称为楚了。这样看来，荆或楚，荆楚或楚荆联称，其意思是一致的，似无多大区别。时至东汉，许慎　《说文解字》释荆：“楚木也，从刑声。”释楚：“丛木也，一名荆也。”这样就把荆山、荆楚木、荆州、荆楚国，统一了起来，形成为系统完整的概念，故至唐宋时，孔颖达《春秋左传正义》说：“荆、楚一木二名，故以为国号，亦得二名。”沈括《梦溪笔谈》也说：“荆或为楚，楚亦荆木之别名也。”至此，荆楚约定俗成，成为一个专称楚族、楚国和荆楚地域的一个特有的称谓。当然，历史上也还有其他各种说法，如《诗·商颂》毛传说：“荆楚，荆州之楚国也。”又如《汉书·高帝纪》颜师古注：“秦庄襄王名楚，故改讳荆。”但不论何种说法，荆和楚早已溶合为一体了，绝不能截然分割开来。作为楚人族所创造的文化，并在荆楚大地得以长期沿袭下来，当然也就称之为楚文化或荆楚文化了。那种认为楚文化是专指为楚国时期的文化，荆楚文化则为荆楚地域自古至今的文化，即指楚文化，又指此地的一切时空文化，显然是不科学的。文化是传承性的，源流嬗变，涓涓不息，楚国虽亡，文化不灭。我们今天溯其源，观其流，又察其流，探其源，从时空的角度，研究荆楚文化，着力为建设现代文明服务，这是符合历史唯物主义要求的，但不能说这就是荆楚文化本身。楚文化或荆楚文化是一个独立的文化形态，有它本身的内涵和属性，有它相互依存、相互影响的科学体系，不能把荆楚地域内任何时期的文化、都称之为楚文化或荆楚文化。关于楚文化或荆楚文化的内涵，从大家比较习惯接受的角度概括，可以包括这样几个方面，即物质文化、精神文化、社会制度文化和民俗文化。这种概括，只是罗列荆楚文化所大致涵盖的内容，绝非从文化学的角度，来研究荆楚文化的本质性蕴涵。并为自己创造了‘第二自然’”高尔基语。“第二自然”，就是楚人在长期的奋斗中所创造的物质文化。物质文化，既见于文献记载资料，更直接见于考古发掘实证资料。由于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后，楚地出土文物众多，令人目不暇接，故有学者提出“考古意义上的楚文化”，“以体现在考古遗物上的为限，主要是物质文化”，张正明主编《楚文化志》的概念。其实，文物是文化活动过程的结晶，它既反映了楚人物质文化的成就，也体现了楚人精神文化的面貌，两者是密不可分的。 在一体多元的中华文化中，荆楚文化自春秋战国时期起，便放射出璨烂夺目的光芒。从主张“天生烝民，有物有则”的尹吉甫，到主张“先成民而后致力于神”的季梁；从帮助越王勾践“施民所善、去民所恶”的文种，到“上下而求索”的屈原；从张扬“南方之强”的老庄，到两度作楚兰陵令而晚年退居兰陵从事著述的荀况等；一代代哲人的深沉睿智，使荆楚文化之树获得了丰厚的滋养。荆楚文化所表现的致思方式，在中华文化中，也具有独特的性格魅力。荆楚文化的哲学智慧首先体现在极大的包容性。出于史官的道家者流对楚文化的发展有深刻的影响，老庄哲学即其代表。道家的平等、宽容精神深刻地影响了楚文化的精神。老子的《道德经》揭示了宽容是正义的前提条件，也是最接近自然法则的心态。庄子反复措意于大小之辩，在通过对大和小、有限和无限的比较中，克服了“一曲之士”的主观片面。他肯定百家之学“皆有所长，时有所用”。这种包容的态度，成就了楚文化精神底蕴的第一个特色。正如现代著名文学史家刘师培在《南北文学不同论》中所指出：“荆楚之地，僻处南方，故老子之书，其说杳冥而深远。及庄、列之徒承之，其旨远，其义隐，其为文也，纵而后反，寓实于虚，肆以荒唐谲怪之词，渊乎其有思，茫乎其不可测矣。屈子之文，音哀思，矢耿介，慕灵修，芳草美人，托词喻物，志行芳洁，符于二《南》之比兴。而叙事记游，遗尘超物，荒唐谲怪，复与庄、列相同。”《庄》、《骚》之间这种“用心恢奇，逞辞荒诞”、“宏逸变幻”的特征，既是楚国江汉川泽自然环境的折射，又是“民神杂糅，不可方物”(《国语·楚语下》)的文化包容意识的体现。荆楚哲学的第二个特色是重义理，善思辨。无论是先秦时的老庄学派，还是两汉荆州新学、南北朝至隋唐的湖北佛学以及近代江汉新学，其学术特征均重哲理与思辨，具有较为突出的思辨性。在南北文化分野中，产生于江汉潇湘间、以泽国为主要地理特征的道家学说，表现出了崇尚虚无，活泼进取，“大抵遗弃尘世，渺视宇宙，以自然为主，以谦逊为宗”的特征。他们学“究天人之际”，深探“天地与我并生，万物与我齐一”的宇宙精神，体现了人与天、地、道同大的自觉意识，又具有齐同物我、平视神人的博大眼光。因而有的学者将先秦道家视为中国轴心时代“哲学的突破”的代表，而它所展示的正是楚文化精神的思辨特色。作为楚文化精髓的道家哲学，它的思辨性还表现在对“有”与“无”这对哲学范畴的理解上。道家对短暂的“物”与永恒的“道”的分别，不仅为同时代的其他诸家所不及，而且可以与古希腊的哲学理论一比高低，它比柏拉图的理念世界与感性世界的区分，具有更高的抽象性与思辨性。道家的这种思辨性哲学思维方式，与楚民族的精神信仰有极大的关系。在不少论者看来，《楚辞·九歌》中的“东皇太一”，就是老聃闻其风而悦之、“建之以常无有，主之以太一”的太一，在老子文本中，则是“道常无名”、“吾强为之名曰大(一)”的“大一”，也即是楚人所宗奉的统管一切的天神。老子所做的工作就是对“太一”进行抽象化，理念化。如果这样还原老子哲学创造的土壤，那么老子哲学的意义，充其量就是处于神话思维向理论思维、原始思维向哲学思维过渡阶段的地位。因此，我们更应该看到老子将“道”从神话思维的具体表象中抽象出来，把“太一”天神进行抽象化工作对于中国哲学的开创性意义。荆楚哲学的第三个特点是否定性。它的否定性表现为两个层次，第一个层次的否定，是对现存的、或公认的规范的突破。这以先秦道家对三代以来的礼乐传统深刻的批判为代表。老子称礼为“忠信之薄而祸乱之首”，庄子也多方指斥仁义，摈弃礼乐，这与同时代诸子对传统的认同是大相径庭的。当然，否定的理论，如果还仅停留在口头上，徒然只有耸人耳目之效，是不足惊奇的，而实际方面的否定，则显示了某种文化自信的力量。在对中原礼乐文化的态度方面，楚国文化既有对中原文化的本原无知，也有对中原主流文化的自觉对抗。在长期浸润中原礼乐文明的人看来，楚人不以为忤，而且不过是“南蛮鴂舌之人”，楚人在政治生活中也自觉地打出“蛮夷主义”的旗帜，以“我蛮也，不以中国之号谥”来对抗周天子的责问。但这种敢于以自己的意志来否定中原礼法的束缚的行为，正表现了一种大胆突破、大胆否定的创新精神。在老庄思想中，否定思维第二个层次是表现为对“无”的功用的肯定。“无”在一般人的心目中，就是没有，就是消亡，就是对现存的否定，即使在古希腊的智者那里，“无”也是不可思议的。但老庄则别具慧眼，他们从“无”中发现了“有”的有限性，而“无”则是世界的另一半，而且是“有”以之发挥作用的一半。老子以生活中“习焉而不察”的事例，揭示了这一真理。他指出，“三十辐共一毂，当其无，有车之用；埏埴以为器，当其无，有器之用；凿户牖以为室，当其无，有室之用；故有之以为利，无之以为用。”在庄子与惠施所辩难的大瓠与樗树的身上，惠施看到的是它们“大而无用，众所同去”的工具价值，而庄子看到的则是“无所可用”者的自身目的。所以，在《逍遥游》中，庄子借连叔之口，表达了唯有审美的眼睛才能看到美的审美主体性原则。他说：“瞽者无以与乎文章之观，聋者无以与乎钟鼓之声。岂惟形骸有聋盲哉？夫知亦有之。”的确，生理的局限，会使我们丧失对美的感悟；心智的缺陷，更会使我们丧失对“道”的领悟，这也就像蓬间雀对高飞九万里的鲲鹏的隔膜一样。因而，楚文化中所浸染的否定性思维特征，就不仅仅是对现实的简单批判、简单的舍弃所能概括的，它是在对事物的否定中达到扬弃的目的，是对否定的否定，更是高出同时代思维水准的创造性展示。 通常认为，文化有两种现象，一是“物化”现象，即文化方面各种各样的物质产品；一是“人化”现象，即人的精神及其产品。其实，第一种现象也是“人化”现象，因为物质产品都是人创造的，是人的力量的对象化。人创造了文化，文化也创造了人，对文化与人之间的互动以及共生关系的认识与把握，是审视文化价值的一个十分重要的现代视角。最能体现荆楚文化特点、表现其艰苦创业的“筚路蓝缕”，正是这种文化与人的关系的真实写照。楚国历经数代国君与国民的奋力开拓，成就了“楚地千里，饮马黄河，问鼎中原”的霸业，然其最初，只是周王朝在歧视政策下封于蛮荒之地的一个蕞尔小邦。熊绎的部众在睢山、荆山之间的穷乡僻壤耕垦，过着古朴的生活，而灿烂的楚文化的起点，也就在这狭小的天地之中。“筚路蓝缕”的精神不仅为楚国创造了丰富的物质文明，它所带来的“文治教化”方面的财富也是巨大的。在文化经验和智力不断积累的过程中，文化心理和素质也在不断提升，而在其中发挥积极作用的始终是人及其精神。在“筚路蓝缕、以启山林”的开拓精神影响下，君臣一德、上下一心，先人们劳动的艰险和技巧的神奇常常令后人惊叹，它所带来的文化心理和素质的沉淀和积聚，生生不息而又日渐更新，形成了任何力量都摧不垮的民族文化精神。对“筚路蓝缕”的进一步研究，如果从人的精神视角、包括文化心理和素质的意义上去考察，不仅会加深对“以人为本”的文化价值论的自觉，而且会更好地推动荆楚文化放出新的光彩。在中华民族整体文化的沃土上，区域文化犹如群芳斗艳，文化传统的发掘和张扬遍及各个省区。现代文化价值论呼唤和追求文化个性特征和独特品格。纵观中国五千年历史，中国文化的精神可以用“自强不息”和“厚德载物”这两句话来概括。这两点，荆楚文化都有突出的表现，其代表人物就是屈原。“自强不息”一般体现在开国创业时，随着政权的巩固与发展，尤其是物质条件得到较大改善时，懈怠的情绪就会产生，国家就会走向衰亡。“靡不有初，鲜克有终”，说的就是一般情况。而荆楚文化的独特性就在于不仅在开国时“自强不息”，在亡国时，这种精神在楚国先民身上不仅没有泯灭，反而更加旺盛。屈原年轻时受到楚怀王的高度信任，后来虽为奸人所害，即使在流亡时，面对已经无望的国家，终不能离开故土，于悲愤交加之中自沉于汨罗江。屈原死后无数楚国先民也正因具备这种独特的精神文化气质，使得“秦灭六国，四方怨恨，而楚尤发愤，势虽三户必亡秦，于是江湖激昂之士，遂以楚声为尚”（鲁迅语）。屈原的文学、哲学和他一生的奋斗理想，也体现了荆楚文化兼容并蓄、博采众长的特点，他植根本土，交融齐鲁，宗儒、道、法几家学派而又贯通之，特别是他那浓厚的民本思想和他强烈的忧国忧民的性格特征和感情素质，使这位爱国诗人拥有与众不同的独特之处，也因此使他成为楚国最具有个性的民族精神的代表，也是中华民族文化精神的代表。屈原以降的2400年，荆楚大地上出现过无数的风流人物，在他们身上那种呼之欲出的情系故土、终身奋斗于斯的文化精神，是应作为荆楚文化的一种独特性进一步加以研究的。越来越成为人们的共识、而且也是现代文化价值论题中应有之义的，就是文化的竞争意识。在我国历史上，各个区域文化之间的相互融通、此消彼长，实际上也包含着竞争的因素，因为没有竞争就没有文化的发展。荆楚文化的精神特质，在民族文化的发展史上显示了强大的竞争力，除了已经讲到的“筚路蓝缕”的进取精神、“博采众长”的开放精神、“眷恋故土”的爱国精神之外，其“不鸣则已、一鸣惊人”的创新精神更在文化竞争力的发挥中起到了积极作用，这一切不仅使楚国于蛮荒之地中立足、壮大，更于楚国先民奋斗的过程中，构成了我们整个中华民族精神的重要因素。艰苦创业、发愤兴邦，不管时代条件如何变化，这种精神都是永远不会过时的，始终拥有它，就能在任何竞争中处于不败之地。丝织品上锁绣纹饰民族精神的传承是随着时代的前进而发展的。“筚路蓝缕”的那个“时代”可以过去，但这种创业精神要传承下来，就必须在新的时代、通过新的创造体现出来，从中认识、挖掘、吸取永不过时的精神。发掘和弘扬民族文化传统，决不能将其看成是历史凝结的不变结晶体，看成是某种一劳永逸的任务。民族文化重要的在于它的“透镜”作用，通过它去认识世界，并从外部环境中选择、评价、组合信息，很自然地形成对本民族文化的信仰和传承。把优秀的传统文化看成是过去的东西而不予重视，或者只是夸耀自己文化遗产的历史有多么多么悠久、而无其他作为，都不符合文化的发展规律，也不利于构建当代文化的竞争意识。当今世界的竞争主要是指国际社会中各个民族国家之间综合国力的竞争，而在此过程中，除各方面重要的因素及其相互作用外，文化有时是能定输赢的。当前文化竞争中一个引人注目的问题就是传统文化与现代文明的结合，特别是如何使优秀的传统文化成为现代经济、政治文化建设的有益和有效的资源。对于资源的利用要努力创造传统文化的品牌，更要重视大力铸造民族文化精神，而这种文化精神的发扬又要博采众长。因此，立足荆楚文化，融合中华民族文化，借鉴世界先进文化，就成为当代对传统文化研究的视点，从这个意义上说，荆楚文化的研究是有很多事情可做的。 一是“筚路蓝缕”的创业精神；二是“抚夷属夏”的开放精神；三是“一鸣惊人”的创新精神；四是“深固难徙”的爱国精神；五是“止戈为武”的和合精神。

7. 荆楚文化起源在哪

荆楚文化因楚国和楚人而得名，是周代至春秋战国时期在江汉流域兴起的一种地域文化。它主要是指以当今湖北地区为主要辐射地的古代荆楚历史文化。
    荆楚文化是华夏民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继承了许多商周文化特点，它源远流长，博大精深，具有鲜明的地域特色和巨大的经济文化开发价值。 楚辞被喻为中国浪漫主义文学的源头，对于其后产生的汉赋更有直接的影响。“书楚语、作楚声、纪楚地、名楚物”的楚辞，与其他楚文化精华一起，构筑起瑰丽奇异的楚地文明。
荆楚文化是一种具有鲜明特色的区域文化，也是指以湖北地区为主体的历史文化，其时间范围上迄远古，下至当今，乃至未来。商周时期中原民族把长江中游的南方民族称为荆蛮、楚蛮或荆楚，荆楚民族在商代已相当强大，《诗经》曾提到“挞彼殷武，奋伐荆楚”。周武王分封荆楚民族一支的首领熊绎于荆山丹阳，为楚子，标志着楚国历史的开始。起初楚国在诸候国中等级较低，控制地域也非常小。西周后期，楚国逐渐强大，通过不断的战争，逐渐控制了长江中游地区，成为“春秋五霸”之一。湖北是荆楚文化的发源地和发展的中心区域。

8. 楚汉文化的文化特色

符号文化，既是人类物质文化创造的结晶，又是人类精神文化创造的载体。在楚汉文化中，符号文化主要体现在图形、色彩、纹饰、文字方面。首先，图形。图形在符号文化中源于图腾崇拜。东夷部族崇拜蛇图腾，后演变成人首蛇身的伏羲、女娲图形。屈原在《楚辞.天问》中说：“女娲有体，孰制匠之”，汉王延寿在《鲁灵光殿赋》中说：“伏羲鳞身，女娲蛇躯”，以后汉画像石中伏羲、女娲人首蛇身图形屡见不鲜。当黄帝打败蚩尤后，蚩尤部族的一部分归黄帝。蛇与黄帝部族雷电图腾融合，由简化到复杂，龙图腾产生。从汉朝以后，龙就成为汉族的图腾符号。楚国崇尚火。因祝融是楚人的祖先，火神后裔。古人认为日是火之精，楚又崇日，传说日中有三足乌，后逐渐演变成凤，郭沫若先生认为凤是火中生的，因而作《凤凰涅盘》。楚汉文化融合后，“龙凤”图形出现。因而“龙凤”成为汉文化中吉祥图形，实为徐州地区楚汉文化交融的产物，加之道教文化，就出现先是道教崇尚，后为社会认可的“四神”“四灵”图形符号，即南朱雀，北玄武，东青龙，西白虎。楚汉文化符号中图形的表现形式多种多样，有雕塑、雕刻如陶器、瓦当、汉画像石、玉器，有绘画如帛画、漆画，有铸造如各种青铜器等。其次，色彩。色彩是符号文化的表现载体。从长沙战国楚墓中出土的数以千计的漆器中基本色彩是朱、白、绛、金黄、青等色。楚人尚火，朱红色为主要色彩，所以，刘邦本楚人，自称“赤帝子”建立汉朝后以红色为主要色彩。从徐州汉墓出土漆器多为朱、绛、青三色。尤其是朱、青两色又代表“南”和“东”两个方位，再到“龙”“凤”两图形都体现了楚汉文化，这决不是巧合。再次，纹饰。在器物上装饰花纹的总称，也称纹样，楚汉文化中符号文化一般分为单独纹样、隅饰纹样（即角隅纹样）、边饰纹样、散点纹样、连续纹样（包括二方连续、四方连续）等。纹饰的主要形式有凤鸟纹、龙纹、云纹、几何纹、花瓣纹、菱形纹、变形龙凤纹、兽面纹、蟠螭纹等等。楚汉符号文化中纹饰体现的器物主要有青铜器。如酒器“尊”、“觚”、“方彝”、“罍”等；兵器“戈”、“钺”、“剑”；食器“鼎”、“豆”、“盂”；乐器“钟”；还有其他生活用具如：铜镜、带勾等，尤其是铜镜。楚铜矿丰富冶铜、铸铜业非常发达，青铜器制造非常精美。特别是铜镜，仅长沙楚墓中出土铜镜达500余块，楚汉文化融合后铸铜业向徐州转移。据不完全统计，徐州地区汉墓出土铜镜已近一千块。主要是两汉时期。楚汉铜镜其纹饰有惊人的相似，主要是蟠螭纹、蟠虺纹、草叶纹、连弧纹、夔凤纹、四神纹、禽兽纹。漆器，如生活用具几、案、盒。葬器，棺椁。乐器有琴、瑟等。纹饰多为龙凤纹、云纹、几何纹、变形凤纹等。最后，文字。中国文字始发甲骨文。“汉字”的出现却是楚汉以后，字在秦时为篆书，晋卫恒在《四体书势》中“秦既用篆，奏事繁多，篆字难成，即令隶人（胥隶）佐书，曰隶书”。程邈加以整理为隶书，汉时才成为通行文字，汉隶汉字。除楚汉文化融合的产物“龙”、“凤”。姓氏中如“熊”、“芈”姓。“周成王之时封熊绎于楚蛮，封以子男之田，姓芈氏，居丹阳”○26原本楚国特有的原姓和被封姓氏。至今徐州地区尚有“熊”姓、“芈”姓“楚”姓、“荆”姓，当然，徐州地区本有姓氏“徐”、“彭”等也在湖南、湖北等地见之，可见楚汉民族融合以及姓氏文字符号留下的痕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