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松龄倒戈事件对张作霖有什么影响

1. 郭松龄倒戈事件对张作霖有什么影响

郭松龄倒戈事件导致张作霖的奉系军阀与直系军阀联合对抗冯玉祥的国民军，国民军退往西北。在郭松龄起兵之初，日本人明里打着“严守中立”、“不干涉”的幌子，背地里却与郭松龄接触，企图乘机取得过去没有得到的利益。拉拢郭松龄失败后，日本人转而与张作霖接触。在此危急时刻，张作霖慌不择路，也希望日本人能够拉自己一把。张作霖向日本人表示，只要能保住他的地位，“一切要求都好商量”。日本人乘机提出增筑吉会等7条铁路、获得商租权等侵害中国国家主权的要求，张作霖为一时之急，同意了日本人的无理要求，双方订立了反郭密约。战事结束后，张作霖对日本人所作的承诺全部反悔，作为补偿，张作霖亲自携带私款500万现大洋酬谢日方有关人员。但此举并没有起多大作用，日后被炸身亡，即源起于这个没有兑现的反郭密约。

2. 如果没有郭松龄倒戈，奉系有没有可能像清朝

没有郭松龄倒戈，奉系的发展轨迹也不会变。郭代表着亲近张学良的少壮派军官，发动政变的目的是想赶张作霖和杨雨亭等老派军阀下台，换少帅上台。所以郭的这次行动本质上对奉系内部的影响不算很大。影响奉系轨迹变化最大的是皇姑屯张作霖被炸死，如果张作霖不死，那么后续的类似九一八之类的可能不会发生，张作霖和张学良是典型的虎父犬子，和张作霖比起来张学良差的不是一星半点，完全是两个层次上的人。

3. 郭松龄倒戈张作霖的时候，日本人为什么没有帮助郭松龄？

他担心的是，郭松龄很有可能与俄国人有联系。这种担心不能说没有一点理由，当时日本人在满洲最担心的就是苏联的势力，而与郭松龄结盟的冯玉祥与苏联关系密切早已不是什么秘密了。如果苏联此时与郭松龄策应，乘此机会，侵略北满，那后果就不堪设想了。

4. 郭松龄倒戈张作霖时，在关东军帮助张作霖的情况下，郭松龄有什么下场？

12月24日，在日张军队的联合夹击下，郭松龄部溃败。郭松龄与夫人被张作霖部下抓住，并按张作霖的意见当场枪毙。张作霖指使部下将郭的肠肚挖出，去祭他的“阵亡将士”，然后将郭暴尸三天。
土肥原将即将溃败的张作霖扶持起来，使他杀了反叛郭松龄，张作霖不禁对土肥刮目相看。郭松龄始料不及的是，他的反叛不仅没能扳倒张作霖，还将张作霖更进一步地推进了日本人——明确地说就是土肥原的怀抱。

5. 郭松龄不倒戈，张作霖会不会死

在郭松龄起兵之初，日本人明里打着“严守中立”、“不干涉”的幌子，背地里却与郭松龄接触，企图乘机取得过去没有得到的利益。拉拢郭松龄失败后，日本人转而与张作霖接触。

张作霖向日本人表示，只要能保住他的地位，“一切要求都好商量”。日本人乘机提出增筑吉会等7条铁路、获得商租权等侵害中国国家主权的要求，张作霖为一时之急，同意了日本人的无理要求，双方订立了反郭密约。战事结束后，张作霖对日本人所作的承诺全部反悔，作为补偿，张作霖亲自携带私款500万现大洋酬谢日方有关人员。但此举并没有起多大作用，日后被炸身亡，即源起于这个没有兑现的反郭密约。

某种意义上讲，如果郭松龄不倒戈，日本不可小觑奉军实力，而通过双方战斗，日军发现奉军不过如此，才能下定决心炸死张作霖。某种意义上讲，郭松龄如果不倒戈，张作霖可能不会死，如果死，最起码也要延后多年！

6. 那郭松龄为什么要起兵反奉？他最后兵败的原因是什么？

7. 郭松龄为何反奉？以及他的功过。

一、郭松龄反奉原因：
1925年，郭松龄与夫人到日本考察军事，听闻张作霖正在日本购买武器，要与南方的国民军开战，郭松龄愤慨至极，遂决定联络冯玉祥共同反奉，事后却被冯玉祥出卖。
1925年11月，郭松龄在滦州起兵，同时杀害了姜登选，发表反奉宣言。郭松龄率七万大军攻占山海关，夺取绥中、兴城，冲破连山防线，占领锦州。奉军全部退却到辽河东岸据守。
郭军在攻打新民县巨流河时，却遭到日本关东军袭击，后方被从黑龙江来支援的奉系吴俊升切断，白旗堡的弹药库被烧，日本飞机对郭军阵地进行轰炸。
二、郭松龄功过：
1、战功
1905年就读于奉天陆军速成学堂，次年进永平府北洋陆军第二镇随营学堂，1908年任奉天防军哨长。1909年随朱庆澜换防进入四川，担任连长。
1910年加入同盟会。曾为张学良之教官，奉军著名爱国将领。郭松龄历任张作霖麾下第二团团长、第八旅旅长、第三军副军长、津榆驻军司令部副司令，在与段祺瑞、曹锟、吴佩孚作战中取得军功，并与张学良要好。
2、杀害忠臣
姜登选，字超六，直隶省南宫县（今河北省南宫市）陈村人，1903年被派往日本学习军事，毕业于振武士官学校，同时受黄兴、宋教仁等影响，于光绪三十年（1904年）参加了“同志会”。

扩展资料
人物介绍
郭松龄（1883－1925），字茂宸，汉族，出生于辽宁省沈阳市东陵区深井子镇渔樵村，是唐朝名将汾阳王郭子仪的后裔。奉系著名爱国将领之一。
郭高大挺拔，朴素简朴，平素穿一套布军服，和士兵军服一样。当时奉军将领都是穿的质地很好的呢军服，布军服除了士兵穿，就是白俄兵穿，郭穿布军服又长得像白俄一样高大，因此遂被人呼为“郭鬼子”。
参考资料来源：百度百科―郭松龄

8. 郭冬临为什么要倒戈张作霖?

人家那是郭松龄
 
郭冬临讲相声的，两码事。
 
 
 
 
松龄倒戈　　第一次直奉战争后，奉军内部逐渐形成了“老派”、“新派”。老派是奉军中的实力派，绝大多数都是和张作霖一起出道的结拜兄弟，成员有张作相、张景惠、汤玉麟、孙烈臣、吴俊升，这些人在奉军中都担任军政要职。新派分为“士官”派和“陆大”派，都是军校出身的人，“士官”派大多是日本士官学校毕业的，以杨宇霆为首脑，成员有姜登选、韩麟春、于珍、常阴槐、王树常、于国翰、邢士廉等人，这些人对杨宇霆甚为依赖，视杨为“智囊”、“精神领袖”。“陆大”派大多毕业于中国陆军大学和保定军官学校，以郭松龄为首。张学良虽不是陆大派的首领，但对陆大派最为赏识和拔擢，陆大派成员多是担任师长、旅长等职。郭松龄和奉天省省长王永江一样都是主张“精兵强卒、保卫桑梓、开发东北、不事内争、抵御外侮”。而杨宇霆倚仗张作霖的信任，极力主张奉系势力向中原地区发展，俨然成为张作霖称霸中原的最得力助手。杨宇霆和郭松龄都是性格有缺陷的人。杨宇霆专横跋扈，恃才傲物，好搞小圈圈。他仗着大帅张作霖的宠信，有时对张学良也不放在眼里。而郭松龄呢，属于那种不苟言笑的特别严肃的人，为人心胸狭窄，刚愎自用。奉军在整编军队时，杨宇霆常限制二、六旅的经费预算和军械弹药的供应，张学良都感到“事事受杨的刁难”。杨与郭历来不合，现在分别仗着老帅和少帅的宠信，更成水火不容之势。 

　　第二次直奉战争后，奉系内部发生了激烈的地盘之争。据何柱国回忆:张作霖原先预定由姜登选去接江苏，郭松龄去接安徽。不料杨宇霆也想要个地盘，结果杨去了江苏，把姜登选挤到了安徽，郭松龄则落了空。郭松龄在此次直奉战争中功高而未获赏，心中极为不满。后来杨宇霆、姜登选将苏、皖丢失，郭松龄气愤地对张学良说:“东北的事都叫杨宇霆这帮人弄坏了，安徽、江苏失败，断送了3个师的兵力，现在杨宇霆又缠着老帅，给他们去打地盘子，这个炮头我不再充当了。要把东北事情办好，只有把杨宇霆这帮成事不足败事有余的家伙赶走，请少帅来当家。”此时，郭松龄已露出反奉的心思，但张学良没有在意。 

　　1925年10月初，郭松龄作为奉军的代表去日本观操。日本参谋本部一位重要职员去拜访他，问他到日本是否还有代表张作霖与日本签订密约的任务。郭松龄才知道张作霖拟以“落实二十一条”为条件，商由日方供给奉军军火，进攻冯玉祥的国民军。此事激起郭松龄的强烈义愤，郭便将此事告诉了当时同在日本观操的国民军代表韩复榘。郭对韩表示:“国家殆危到今日这个地步，张作霖还为个人权力，出卖国家。他的这种干法，我无论如何是不能苟同的。我是国家的军人，不是某一个私人的走狗，张作霖若真打国民军，我就打他。”并请韩向冯玉祥转达自己的合作意向。 

　　1925年10月24日，郭松龄应张作霖的电召回到奉天，随后被派到天津去部署进攻国民军。郭到天津后，代表张学良组织第三方面军司令部，他紧紧抓住这一时机，安置亲信，与冯玉祥频繁联系，为武装反奉作准备。 

　　11月13日，张学良在天津召集郭松龄、李景林等将领开会，传达向国民军进攻的密令。郭在会上公然抗命，痛切陈述不可再战。此时，张作霖也察觉出郭有异心，遂发急电令郭调所部集中在滦州，回奉听候命令。郭于是立即派人携带一份密约去包头与冯玉祥接洽，双方议定由冯玉祥据西北，直隶、热河归李景林，郭管辖东三省，冯、李共同支持郭军反奉。 

　　11月19日晚，郭松龄在天津国民饭店秘密召集亲信旅长刘伟、范浦江、霁云、刘振东等人举行紧急会议，公开表示对张作霖、杨宇霆所作所为的不满。11月20日，郭松龄以军团长张学良的名义下令部队撤退到滦州。11月21日，郭在滦州车站召开军事会议，约有百人参加，郭的夫人韩淑秀亦出席会议。郭痛陈国内战争给人民带来的灾难，并说:“在老帅面前专与我们作对的是杨宇霆……现在叫我们为他们收复地盘，为他们卖命我是不干的……我已拿定主意，此次绝不参加国内战争。”郭松龄拟定好两个方案，一是移兵开垦，不参加国内战争；二是战争到底，武力统一，请大家选择签名，何去何从各从己愿。与会将领绝大多数表示赞同，大家相继在第一个方案反奉宣言书上签了字。唯有第五师师长赵恩臻、第七师师长高维岳、第十师师长齐恩铭、第十二师师长裴春生等30多人犹豫不决，有的人还表示了反对。郭松龄将这些人逮捕，押往天津李景林处关押起来。最后郭说:“我这样行动等于造反，将来成功自然无问题，倘不幸失败，我唯有一死而已。”夫人韩淑秀应声道:“军长若死，我也不活！” 

　　11月21日晚，郭松龄发出讨伐张作霖、杨宇霆的通电，提出三大主张:一是反对内战，主张和平；二是要求祸国媚日的张作霖下野，惩办主战罪魁杨宇霆；三是拥护张学良为首领，改革东三省。 

　　郭松龄将所部整编为5个军，郭亲任总司令，原炮兵司令邹作华为参谋长，刘伟、霁云、魏益三、范浦江、刘振东任军长。 11月23日，七万大军浩浩荡荡向奉天进发，一场血战拉开帷幕。 
拒不回头　　郭松龄敢于起兵反奉，不仅因为他是一名民主革命者，与张作霖等旧式军阀有本质区别，同时也与张学良的充分信任和纵容有着密切的关系。张学良秉承父亲张作霖“用人不疑，疑人不用”的作风，对郭松龄有着超乎寻常的信任，这在奉系集团内部早已成为美谈。因此当郭松龄“对张作霖的军政措施，时常表示不满”时，张学良对郭松龄则“每表同情”，并不加以制止。 

　　郭松龄起兵前，称病住进天津意大利医院。张学良于11月20日前去探望，劝他回奉天向“上将军面陈意见”。郭则表示:“上将军脑筋陈旧，在杨宇霆这帮群小包围之下恐已无力挽回，必须赶走老杨这帮人，父让子继，由我们来干”。张学良虽然赞成郭反对军阀混战、革新东北的主张，但无论如何他还是做不到冒着忤逆之名去反对他的父亲。此时，郭松龄的谋逆已表露无遗，可张学良仍未及时对郭加以规劝。后人分析，张学良对郭松龄太过信任，一点儿也没有想到他真会起兵造反。 

　　对郭松龄起兵，张作霖也是万万没有想到。张作霖始终把郭松龄看作是辅佐儿子张学良的人物，郭松龄的快速升迁与张学良有着很大的关系，更与张作霖的寄予厚望有着直接的关系。第二次直奉战争之后，张作霖论功行赏，将山东督军给了张宗昌，江苏督军给了杨宇霆，安徽督军给了姜登选，而贡献最大的郭松龄却什么位子也没得到。对此，张作霖的解释是:“将来我的位子就是小六子的，小六子掌了大权，你郭松龄还怕没有位子吗？”张作霖心里清楚，郭松龄与张学良共穿一条裤子都嫌肥，将来的东北就是张学良和郭松龄的。在张作霖心中，郭松龄就等同于张学良，所以，好武器、好装备都可着郭军来。可以说，奉军精锐当时几乎尽在郭松龄麾下。 

　　郭松龄的突然造反让张作霖如闻惊雷，开始时，他还误以为张学良跟郭松龄一起反老子呢。弄清真相后，他一面指使杨宇霆辞职退隐大连，以去郭松龄起兵口实，一面派张学良直接与郭疏通。 24日，张学良向其父洒泪叩头而别，急赴秦皇岛，企望劝说郭松龄罢兵言和。26日，张学良在秦皇岛通过日人顾问仪峨与在滦州的郭松龄身边的日医守田福松电话联系，要求与郭面谈，遭郭松龄婉拒。27日，张学良给郭写了一封亲笔信，日医守田到昌黎将此信转呈郭松龄，信中写道: 

　　茂宸兄钧鉴: 

　　承兄厚意，拥良上台，隆谊足感。唯良对于朋友之义，尚不能背，安肯见利忘义，背叛乃父。故兄之所谓统驭三省，经营东北者，我兄自为犹可耳。良虽万死，不敢承命，致成千秋忤逆之名。君子爱人以德，我兄知我，必不以此相逼。兄举兵之心，弟所洞亮。果能即此停止军事，均可提出磋商，不难解决。至兄一切善后，弟当誓死负责，绝无危险……学良顿首。 

　　信发出后，仍然没有回音。11月27日，张学良第二次派仪峨与守田接触，希望郭松龄先行停止军事行动，有什么要求尽可以磋商。郭松龄这次有了回复，提出下列停战条件:（1）山东归岳维竣；（2）直隶归冯玉祥；（3）热河归李景林；（4）郭回奉执政，统掌东北。 

　　至此，郭松龄反奉之目的已然明朗，他要独自掌控东三省，以实现其改造东三省之目的。张学良感到劝说郭的工作完全失败，不再对其抱有幻想。于是，派飞机在郭军上空投撒传单，揭露郭松龄盗用自己名义倒戈反奉，谴责其忘恩负义。 

　　郭军风雪渡海，势如破竹
　　11月28日，郭军攻占山海关。 11月30日，郭松龄将司令部移驻山海关，将部队更名为“东北国民军”，官兵一律佩带“不扰民、真爱民、誓死救国”的绿色标志。郭松龄不再盗用张学良的名义，以东北国民军总司令的名义发表通电，电告全国，随即率部队出关。张作霖也在11月30日正式发布讨伐令，命令张作相、张学良在连山一带迎战。 

　　郭军出关后原计划攻取锦州，然后夺取奉天。不料李景林突然背盟，向冯玉祥的国民军开战，并扣押郭军在天津存放的钱款和6万套冬装，使郭军的给养发生困难，并威胁郭军的后路。为防备李景林从背后偷袭，郭松龄命令魏益三的第五军回守山海关，同时请求冯玉祥派兵援助。但冯玉祥犹豫不决，迟迟按兵不动。所以，郭军一开始就陷入无后方的境地，还要分兵对冯、李加以戒备。 

　　12月2日，辽西遭遇一场百年不遇的大风雪。这场大雪使张作霖喜不自禁，他认为郭军的冬装被李景林扣押，士兵在这样的天气下穿着秋装难以持久，只要奉军坚持住，便可使郭军不战自溃。但出乎意料的是，郭军却利用大风雪的掩护，从结冰的海上进行偷袭，迅速突破连山防线，并于5日清早夺取连山。接着，郭军马不停蹄，对锦州发动进攻。奉军只有一小部分进行抵抗，大部分一触即溃。 12月7日黎明，郭军攻占锦州，形势的发展对郭松龄非常有利。 

　　当时，张作霖所能调动的只有张作相的第五方面军5万多人，黑龙江的部队由于苏联控制的中东铁路拒绝运送张的部队而无法及时到达。 12月5日，锦州失守的消息传到奉天后，张作霖大失常态，“当即命令内眷收拾细软转移，府内上下手忙脚乱。 10时检点就绪，即以电车27辆，往返输送（家私）南满货栈。然后令副官购入汽油10余车及引火木柴等，布满楼房前后，派兵多名看守，一旦情况紧急，准备逃跑时付之一炬”，据目击者回忆，在得知郭军进入锦州后，张作霖“整天躺在小炕上抽大烟，他抽一会儿烟，又起来在屋里来回走动，口口声声骂小六子混蛋，骂一阵子又回到炕上去抽大烟。” 

　　形势逼迫，张作霖准备下野。省长王永江按照张作霖的意思，召集省城各法团负责人开会，说:“大帅让我召集你们大家来谈。军事情况，对我们是不利的，但集中兵力还可背城一战，不过使家乡父老遭到兵的蹂躏，大帅是不忍心的。大帅说，政治好像演戏一样，郭鬼子嫌我唱得不好听，让他们上台唱几出，我们到台下去听听，左右是一家人，何苦兵戎相见。烦你们辛苦一趟，专车已经备好，你们沿铁路向西去迎接他，和他说明，我们准备正式移交。” 
日本人乘危出手　　在郭松龄起兵之初，日本人明里打着“严守中立”、“不干涉”的幌子，背地里却与郭松龄接触，企图乘机取得过去没有得到的利益。 

　　拉拢郭松龄失败后，日本人转而与张作霖接触。在此危急时刻，张作霖慌不择路，也希望日本人能够拉自己一把。张作霖向日本人表示，只要能保住他的地位，“一切要求都好商量”。日本人乘机提出增筑吉会等7条铁路、获得商租权等侵害中国国家主权的要求，张作霖为一时之急，同意了日本人的无理要求，双方订立了反郭密约。战事结束后，张作霖对日本人所作的承诺全部反悔，作为补偿，张作霖亲自携带私款500万现大洋酬谢日方有关人员。但此举并没有起多大作用，日后被炸身亡，即源起于这个没有兑现的反郭密约。 

　　12月8日，关东军司令官奉日本内阁之命对张、郭两军发出警告:“帝国在该地有重大权利与利益。因此，在铁道附属地带，即我军守备区域内，因战斗或骚乱，对帝国利益带来伤害，或有危害之虞时……本司令官当然要执行必要之措施。”这一警告看似针对双方，其实对处于劣势的张作霖来说是有着很大的帮助的。 

　　12月10日，关东军参谋浦澄江中佐赴锦州东北国民军总司令部向郭松龄递交警告书，并恫吓说:“我帝国完全准备好了应付阁下任何行动方案，顺便转告。”郭松龄答复:“贵国在东三省之侨民生命财产，于本军范围内，当竭力保障其安全……惟对方反对本军和平主旨，恐不择手段。” 

　　此时，大凌河铁桥及沟帮子铁路给水塔被奉军炸毁，不能通行火车，郭松龄被迫改变策略，以主力徒步向奉天进发。另派一旅袭取营口，抄东路侧击奉天。12月13日，郭军前锋抵达沟帮子，右路军马忠诚旅抵达营口对岸。 12月14日，郭松龄发表《痛告东三省父老书》，宣布张作霖的十大罪状，发布自己治奉的十大方针。 

　　这时，日本人又向郭松龄递交第二次警告书。与此同时，关东军司令官白川义秘密委派大石桥守备队长安河与郭接触谈判，做最后的拉拢。安河提出:“阁下如要进入奉天，必须承认张作霖与日本帝国所缔结的条约，维护日本帝国在满蒙的特殊权利和投资利益，也就是说，必须正视日本帝国在满蒙的优越地位和特殊权利。如果阁下能答应这些条件，则日本帝国就能立即予阁下以援助，至少亦当促使张作霖下野。”郭松龄答道:“我班师回奉是中国的内政，希望贵国不要干涉。我不懂得什么是日本帝国在满蒙的优越地位和特殊权利。”安河见拉拢不成就威胁道:“阁下如不承认日本帝国的优势地位和特殊权利，帝国可要对阁下不便了。”郭松龄义愤填膺:“岂有此理！你们日本如果不讲道理硬要干涉中国内政，你们若把我拉到水里，我也要把你们拖进泥里！” 

　　拉拢失败后，日本人开始对郭军的进攻进行干预。 12月14日晨，日本守备队奉白川司令官的命令对渡过辽河开往营口市区的马忠诚旅进行强硬阻挠，迟滞了郭军原定14日对奉军发起总攻的时间。15日，白川司令官将大石桥、辽阳、奉天、抚顺、铁岭、开原、长春等14个铁路沿线重要城镇划为禁止武装部队进入区域，禁止郭军通过。随后，又假借“护桥”、“换防”的名义，从日本国内和朝鲜紧急调入两个师团，分驻马三家、塔湾、皇姑屯一带，拱卫奉天，一旦奉军危急，便可出动。 
战败而逃　　日本人的干涉使张作霖有了喘息之机，他迅速将残余的部队进行整编，任命张学良为前线总指挥，并在巨流河东岸布防。张作霖此时在巨流河的兵力约有六、七万人，而且有优势的骑兵。炮兵虽不及郭军，但使用的多数是由奉天兵工厂运来的新炮和日本重炮。而且，由日本人亲自指挥和操纵这些炮队，弹药也由日本人提供。 

　　由于日军的干涉，郭军原计划南北夹击奉天不能实施，只得在巨流河一线正面与奉军作战。20日，郭军夺取辽河西岸军事重地新民，奉军无险可守，郭军进逼奉天。21日，郭松龄部队与张学良部隔着巨流河决战。张学良看着湍湍的巨流河，感慨万端:“这好像是命中注定，以前在讲武堂时，郭松龄与学良在此演习过，这里的地形，我们双方都很熟悉，就让老师跟学生在此比比高低吧！” 

　　22日，受寒冷、缺粮、缺弹药困扰的郭松龄不待主力集中便发出总攻击命令。郭军对兴隆店奉军司令部形成包围之势，但最终因刘文清旅弹药供应不上转胜为败。接着，吴俊升率黑龙江骑兵杀到，炸毁了郭军在白旗堡的弹药库。郭军遭此严重打击，士气低落，士兵中流传:“吃张家，穿张家，跟着郭鬼子造反真是冤家”。 

　　张学良乘势加紧策反工作，亲自给郭军军官打电话，讲明形势，表示既往不咎，致使郭军全线震动。早已离心的郭军参谋长邹作华通过日本驻新民领事分馆与张学良通了电话，表示不再为郭松龄作战。 23日夜，郭松龄召开军事会议商议策略，将领们的态度很不统一。邹作华、高纪毅等将领极力主张“停战议和”，而霁云、刘伟、范浦江等人积极主战。在此情况下，郭松龄仍决定和奉军决一死战。 24日拂晓，郭松龄“亲立阵头督师”。然而，令郭松龄没有料到的是，他的兵也是张学良的兵，张学良用飞机撒下的传单“老张家人不打老张家”极大地涣散了郭的军心，士兵开始纷纷投诚。给郭致命一击的是，邹作华“突然将所部炮兵旅撤回，并停止前线子弹供应，郭军遂大溃”。 

　　郭松龄见大势已去，于是在12月24日晨携夫人韩淑秀及幕僚数人以及200多名卫队出走。临行前，郭委托霁云军长收容余部，向沟帮子、锦州方向转移。 

　　在巨流河战役中，奉军在防守配备上，张学良与韩麟春曾有不同意见。韩麟春主张加强侧翼防御，以防郭松龄偷袭。张学良深知郭松龄其人，坚持认为:“郭茂宸是个宁折不弯的人，他一定哪硬往哪打，我们只要把正面工事做好，顶住郭军的进攻，再加上宣传攻势就一定可以取得胜利”。果不出所料，张学良的有针对性部署和攻心战术打败了老师郭松龄。 

　　邹作华见郭松龄已走，下令各军停止进攻，发急电给张作霖，报告郭出走情形。同时又给张学良打电话报告:“茂宸已出走，部下已放下武器。现在已控制一切，请军团长放心。”至此，郭松龄反奉历经一个多月以失败而告终。 
小河沿曝尸三日　　兵败后的郭松龄率机要人员和卫队离开新民，向锦州方向撤退。与之同行的夫人韩淑秀顾及到郭松龄的安全，劝郭松龄率卫队骑马先行，尽快离开险地。但郭松龄念及韩淑秀不会骑马，不想扔下患难与共的夫人，就放弃了骑马。 

　　郭松龄等人化装成农民坐着骡车，走出新民县约20里，遭到奉军王永清骑兵旅的追击，卫队战败，郭松龄夫妇藏在农家的菜窖内被搜捕出来。 24日下午，王永清将逮捕郭的消息报告给骑兵旅长穆春，并将郭氏夫妇押解到老达房烧锅院内，等待奉天的命令。张作霖听到消息后，欣喜若狂，在电话中向穆春说:“把郭鬼子给我送奉天来，我要亲自枪毙他。”放下电话后，想了想，又把电话打过去:“把郭鬼子给我看好，我这边派人去取他，我要亲自审问他为什么反我。” 

　　25日晨，张作霖派出卫队团长高金山去押解郭松龄，但随后不久，张作霖又下达了“将郭氏夫妇就地枪决”的命令。史料记载，杨宇霆担心夜长梦多，张学良会出手相救，便向张作霖进言即杀郭松龄，以绝后患。 

　　1925年12月25日上午10时，高金山将郭松龄夫妇押到离老达房5里许的地方枪杀。临刑前，郭松龄面不改色，对东三省人民留下遗言:“吾倡大义，出贼不济，死固分也；后有同志，请视此血道而来”！夫人韩淑秀也从容不迫地说:“夫为国死，吾为夫死，吾夫妇可以无憾矣，望汝辈各择死所！”当高金山下达开枪命令时，韩淑秀满怀深情地看着郭松龄说:“茂宸，我要你放心地看着我先走，来吧，先打死我。” 

　　此时，郭松龄42岁，韩淑秀35岁。 

　　郭松龄被捕时，王永清曾电告张学良。张学良得知高金山受命押解郭氏夫妇，拟电令高金山将郭押解到军团部，想救郭松龄一命，送他出国留学。但电未发出，即接高金山电话，告张已将郭处决。张学良得到郭松龄被处死的消息后，痛惜地说:“如郭不走，决不致死。” 

　　郭氏夫妇被害后，张作霖命令将郭氏夫妇的尸体运回奉天，在小河沿体育场曝尸三日示众，并将遗体拍成照片各处张贴，传示东三省各市、各县，惩一儆百。当时小河沿围观群众数以千计。 

　　郭氏夫妇死后，因父母、弟弟和继子逃难在外，遗体由亲友代为装棺，暂厝于小东门外珠林寺。“九一八”事变后，其家属才把郭氏夫妇安葬在家乡附近，1948年，由其继子郭鸿志移葬于沈阳东陵区七间房墓地。 

　　张学良对郭松龄夫妇的死很是惋惜。1926年，张学良给饶汉祥的信中说:“良与茂宸共事七年，谊同骨肉，其去冬举事鲁莽……良事前不能察防，事败不能援手。回忆前尘，曷极方事之殷，良惟自愧。”后来，每当张学良遇到难办的事，就感叹说:“有茂宸在，哪用我为这份难？”1981年，“九一八”事变50周年之际，张学良回顾往事仍扼腕长叹说:“如果当时郭松龄在，日本人就不敢发动‘九一八’事变”。这是张学良对郭松龄军事才能的一种充分肯定，也是对良师益友郭松龄的深切缅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