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中国股市走势与宏观经济出现背离

1. 为什么中国股市走势与宏观经济出现背离

我国上市公司中存在着非流通股和流通股二类股份,持股成本的巨大差异,使得两类股东之间存在着严重的不公平。 
　　1、权利的不对等。即不同的持股人在参与经营管理决策权不对等,非流通股股东凭借着“一股独大”的特殊地位全面控制了股东大会、董事会、监事会与经营管理机构,弱化了股份制经济所具有的财产约束功能和利益激励机制,严重 影响了证券市场资源优化配置的功能。 
　　2、承担义务不对等。不同的股东所承担筹集资金的义务不对等;由于流通股股东和非流通股股东所追求的目标不同,所以,拥有绝对控制权的非流通股股东就可能实施机会主义行为,损害流通股股东的利益。只要通过不停地高溢价发行、增发和配股,非流通股股东就能获得巨额的利益。例如,宝钢增发,招行发行可转换债的案例都是非流通股股东对流通股股东利益的侵蚀。 
　　3、信息失真。股权分置问题造成了股票市场供求状况不平衡。只有占公司总股本三分之一的流通股可以在二级市场上进行买卖,这样股票的市价不能正确的反应上市公司与股票市场的实际情况,使得股价虚高,不能反映公司业绩,例如,一些上市公司净资产为负值,可是股价却很高。 
　　虽然,我国2005年实行了股权分置改革,但是就目前股市发展状况来看,改革效果不是很理想,一些大的上市公司中仍然存在着大量的非流通股。而且,流通股和非流通股也没有真正的实现权利义务的对等。其次,如果所有上市公司股份实现全流通,造成一些大的上市公司股本太大,不利于该公司股票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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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股票市场与国民经济也会背离

(一)我国是股票市场的发展与生产力发展要求不适应
如今，多个上市公司似乎远远代表不了我国的经济发展水平，虽然一些上市公司目前已成为了本行业的龙头，但是，这一样本还不到足够大。而且，上市公司中主要还是国有企业，而作为我国目前经济增长中坚力量的民营企业只占很少的一部分。只有当不断增长的上市公司在各自的行业中不仅仅是龙头地位而且还能够起到群龙之首作用的情况下，它们才能扮演整个国民经济晴雨表的角色。只有随着上市公司数量的增多和质量的提高，它才会更贴近国民经济，两者的相互作用才会更直接、更有力。
(二)证券市场中存在某些计划因素
在我国，证券市场的产生是与社会经济发展的背景相关联的。因此，证券市场是社会化大生产和商品经济发展的产物。改革开放之前，虽然也是社会化大生产，但实行的不是商品经济而是计划经济，因此只能取消证券交易行为和证券市场。伴随着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我国的证券市场也逐步地成长起来。但是由于我国至今还不能说是完整意义上的市场经济而是伴随有一定程度的计划经济的痕迹，因此，现阶段的我国证券市场也就无法完全体现市场经济的特征，一些人为的因素必然会夹杂其中，这些人为的因素中有主观的也有客观的，主观因素包括了对证券市场的期冀和愿望，客观因素则是通过对其他市场的命令和指挥来影响着证券市场，带有计划色彩的政策性的证券市场也就由此产生。这种计划的色彩其表现形式不一定是直截了当或赤裸裸的，但它的影响力度却是不容忽视的。
(三)股票市场中各种违规行为的广泛存在
我国过去十多年股票市场的发展历程也是我国进行经济体制改革的关键时期，这样的一个时期，由于市场还没有完全成熟，不可避免地给各种投机者以可乘之机，在各种投机行为广泛存在的情况下，这个市场已经变得十分混乱，造成了广大中小投资者的巨大经济损失，
而且由于管理部门的监管不力，致使人们对股票市场的公平性产生了极大怀疑。而且这几年来，随着互联网在我国的迅速发展，人们能够很容易地通过互联网这一便利的渠道收集到很多关于股市和上市公司的信息，这就使得原来那种投资者和上市公司之间信息不对称的情况有了很大的改善。各种违规行为或者是一些不加证实的谣言更加容易广泛传播。在这样一个获取信息成本越来越低的社会里，违规行为的广泛存在，而管理当局对违规行为的打击力度不够，使得人们容易有充分的理由对这个市场的合理性产生怀疑。
(四)投机行为向投资行为的转化
近年来，随着股票市场的发展，人们的投资意识的提高，人们逐渐对股市有一个更加全面的了解，从而减少了以前的那种盲目投机性，逐渐从完全的投机行为向投资行为转换。在2000年的时候，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的年平均换手率为492.87%，深圳证券交易所的年平均换手率为509.10%，这说明我国股票市场换手率偏高，人们更多考虑的是短期收益目标。从长期来看，作为一个理性的投资者，在股票市场中最主要考虑的应该是市盈率。市盈率的高低决定了长期的投资收益的多少，因此在市盈率过高的情况下，一个理性的投资者将会考虑将资金投入其他投资渠道，而不是进入股票市场。在2000年，上海证券交易所的市盈率为
58.
22，深圳证券交易所的市盈率为
56.
03，在不考虑其他因素的情况下，年投资收益率还不足2%，比同期一年期存款利率还要低，而投资股票的风险却是远大于把钱存入银行的风险。正是由于人们逐渐认识到了这点，虽然我国调控部门一再降低利率，甚至是面对现在的实际负利率，居民储蓄不但不减反而快速增长。

3. 中国股市正确反映了中国的经济发展情况了吗？为什么

可以这么说。别看这几年中国经济被主流媒体宣传的如何如何好，真正有切身感受的是那些做生意的人，特别是做那些传统生意的人体会是最大的，正所谓春江水暖鸭先知。这几年钱很难赚的，也就是说实际的经济形势并不好。中国经济开始抬头，严格说是从去年年底才出现的苗头。这和中国30年来的产业结构矛盾，政治体制与经济体制的矛盾等复杂原因有关。
所以您仔细观察这6年来中国股市的表现，实际是非常好的反映了实际的经济运行情况。例如09年的上涨反映的是4万亿投资造成的经济亢奋。之后的持续低靡反映的是中央政府压缩固定资产投资造成的经济疲软。从去年年底中国经济出现抬头的趋势，所以今年虽然整体行情不好，但是出现了大量涨幅很大的牛股，出现了一定的赚钱效应。
所以说，短期看，股市不怎么反映经济，长期看准确的反映了当时的经济形势。而且股市非常聪明，他才不管主流媒体怎么吹牛呢，不会象老百姓那样迷信政府宣传，他只是冷酷的反映经济形势。
如果经济上升的势头能延续下去，明年的股市整体表现比今年要好。但是，有点可以确定，中国股市将来的钱越来越难赚，普通人最好不要炒股，因为中国股市越来越成熟。如果IPO注册制彻底推开，业余投资者非的死干净。

4. 股市能否反映经济发展情况？

能。一般说股市是经济的晴雨表。但是要看这个国家的管理体制。如果是国家干预比较多的，股市反映的经济情况就差一些。
股票市场是已经发行的股票转让、买卖和流通的场所，包括交易所市场和场外交易市场两大类别。由于它是建立在发行市场基础上的，因此又称作二级市场。股票市场的结构和交易活动比发行市场（一级市场）更为复杂，其作用和影响力也更大。股票市场唯一不变的就是：时时刻刻都是变化的。中国有上交所和深交所两个交易市场。出自《百度百科》
一个国家或者地区按人口平均的实际福利增长过程，它不仅是财富和经济机体的量的增加和扩张，而且还意味着其质的方面的变化，即经济结构、社会结构的创新，社会生活质量和投入产出效益的提高。简而言之，经济发展就是在经济增长的基础上，一个国家或地区经济结构和社会结构持续高级化的创新过程或变化过程。出自《百度百科》

5. 中国股市正确反映了中国的经济发展情况了吗?

可以这么说。别看这几年中国经济被主流媒体宣传的如何如何好，真正有切身感受的是那些做生意的人，特别是做那些传统生意的人体会是最大的，正所谓春江水暖鸭先知。这几年钱很难赚的，也就是说实际的经济形势并不好。中国经济开始抬头，严格说是从去年年底才出现的苗头。这和中国30年来的产业结构矛盾，政治体制与经济体制的矛盾等复杂原因有关。
所以您仔细观察这6年来中国股市的表现，实际是非常好的反映了实际的经济运行情况。例如09年的上涨反映的是4万亿投资造成的经济亢奋。之后的持续低靡反映的是中央政府压缩固定资产投资造成的经济疲软。从去年年底中国经济出现抬头的趋势，所以今年虽然整体行情不好，但是出现了大量涨幅很大的牛股，出现了一定的赚钱效应。
所以说，短期看，股市不怎么反映经济，长期看准确的反映了当时的经济形势。而且股市非常聪明，他才不管主流媒体怎么吹牛呢，不会象老百姓那样迷信政府宣传，他只是冷酷的反映经济形势。
如果经济上升的势头能延续下去，明年的股市整体表现比今年要好。但是，有点可以确定，中国股市将来的钱越来越难赚，普通人最好不要炒股，因为中国股市越来越成熟。如果IPO注册制彻底推开，业余投资者非的死干净。

6. 中国股市是否能反映中国企业或经济发展状况

个人的观点是，中国的股市很正常，它基本在正常反应现在的经济发展情况(当然会有异动)，只不过投资的人常常希望获取超额收益，因此对股市中的任何一点异动都反应过激。
目前，中国的股市的低迷状态，是在比较客观的反映经济的发展情况。因为，经济发展就像跑步一样，高速奔跑一段时间的人需要慢下来调整自己的节奏，之后如何则要看调整的效果。
其实对于目前的经济现状，在宏观层面早有预示，比如，政府工作报告多次提到的新常态正是对中国未来经济走向的一个指向，也就是既防止经济因过热而失控，又防止因硬着陆而形成的经济萎靡，我想，这也就为经济与股市的发展定下了基调。
按照这个思路，中国股市想要短时间内复制去年的大涨概率几乎为零，至于什么时候改观那要看政策的导向、经济的发展、市场的情绪。但如果合理的度过了这段经济震荡期(就像G20设计的一样)，将来的中国股市再次启航也是可以预期的。
建议投资时不要被市场的情绪影响了自己的情绪，而要用冷静理智的态度去研究市场 。

7. 关于中国经济现状，中国股市

你可以看 一下下面的参考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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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年---中国经济之现状 -------------------------------------------------------------------------------- 近年来，至少在中文媒体上，21世纪是中国的世纪似乎已成为唾手可得的现实。这种使中国人热血沸腾的预言，不完全是出口转内销式的炒作。中国的经济改革20多年来在西方激起了一波又一波中国热，其中最引人注目的当属93年5月10日《时代》在《中国：下一个世界强权》总标题下的14篇文章。周刊总编热情洋溢地写道，艾默生曾称中国为木乃伊与纪念碑，而今天，这一古迹正显示出震撼世界的活力。 可以说，20世纪最后的10多年间，中国崛起的论调席卷世界。在这只开始起跳的超级老虎(德国《趋势》杂志语)面前，许多对*****政治和自由市场保持坚定信念的人士大惑不解，缄口难言。 官方经济学界更是一片乐观。权威的中科院国情分析研究小组预测，2020-2030年，中国的经济总量将达到世界第一；2040-2050年，人均GDP将达到目前发达国家的水平；21世纪末，人均GDP和人均社会发展水平达到发达国家的水平。报告作者以坚定而豪迈的口吻宣告，21世纪将是中国兴起和腾飞的世纪。 只有少数研究者指出：中国表现出来的是一种虚假繁荣。事实上，一个问题就令人看法实质所在：能源、资源与环境容量能否支撑起一个中国世纪？ 中科院的预测是，2050年GDP为89万亿，是90年的50倍。但难以逾越的障碍是资源不足。权威人士证实，建国后40多年来，GNP增长10多倍，矿产资源消耗量却增长40多倍。高消耗、低产出的经济模式可谓举世无双，假设GNP再增长50倍，就必须消耗200倍的资源。 中科院学者的预测全部建立在资源低耗型的国民经济体系之上，这当然不是事实，而像是一道命令。退一步讲，即便发生某种奇迹，真的建立了资源低耗型经济，但中国，甚至全球的资源能否支持中国的经济规模再增长50倍？最深刻的悲剧可能是---中国进行了长达近半个世纪的试验之后，惊骇地发现本国的资源已接近枯竭，而且，全球经济总规模不断扩大，世界的资源总量已所剩无几。据“世界观察环保组织的《1998年世界现状》报告指出，如不改变目前的发展模式，全球的土地及水资源将不敷中国对谷物的需求，石油资源也不够用。世界再也无法依目前的发展脚步继续走下去了。 再谈谈中国日趋紧迫的环境容量和超高速增长的污染。学者证实，50年代初到80年代中期的30多年间，社会总产值增加了15倍，向大气排放的污染物增加了100多倍---即是说社会总产值增长1倍，污染量就要增加6-7倍。按此比例算下来，中国经济总量再增长50倍，污染要增长300倍。就算污染率随经济发展而减轻，GNP增长50倍污染量仅增长100倍，中国也绝不是人类可以存活的国度。或者，奇迹般地赶上高科技列车，经济结构转型，污染再增加10倍，地球环境也不再适宜人类生存。 简化地说，如果超过了几个主要的生态指针---森林覆盖率警戒线20%、人均淡水资源警戒线1000立方米、人均耕地面积警戒线0.8亩等，生态系统便可视为突破了生态环境容量，超载运行，趋于崩溃---这正是中国面临的噩梦。 事实上，中国的当务之急并非讨论如何赶超，实现强国梦，而是如何挽救。官方经济学界常夸耀的数字有两个---GDP名列世界第七，GDP增长速度世界第一。 几点评论是：1、这无非是说，世界人口第一、国土面积第三、矿产资源第三的国家，总产值不过名列第7，比意大利小、比巴西大；2、扣除超高投入的资源、环境成本，实际居于世界后列；3、所谓综合国力指针与人民福祉无关，仅能满足统治者的霸权欲望和民众的大国心态；4、增长速度存在统计上不实；5、高投入、高消耗、高污染、低产出式的高速增长得不偿失，除了维持就业换取政权稳定外，实为中国经济之痼疾。在内部，控制速度一直是历届政府的努力目标，对外宣传时才变成自我炫耀的成就。 令人绝望的数字却很关键：1、在世界经济总量中的比例递减。200年前，大清帝国极盛时期(1800年)，中国的产品占全球总量的33%，欧洲占28%，美国只占0.8%；100年前清朝崩溃前夕(1900年)，中国占全球生产总量的6.2%；经历二战、内战、韩战连续破坏之后，建政之初的1955年，GDP尚占世界总数4.7%；97年，占全球GDP的比例跌至3.5%---以世界第一的增速干了半个世纪的社会主义，GDP占全球的比例不升反降，更远不及衰败的晚清。数字传递的信息是，赶超半世纪，与先进国家和世界平均水平的差距不仅没有缩小，反而越拉越大。原因是中国经济效益极差，无论是与世界横比，还是与不同时期的纵比，无论实物、资金、还是劳动力等各方面，投入产出效益都不好，甚至越来越差。 2、人均财富居于世界后列：人均所得为世界第81名，以购买力计算，也只占第65名，比拉脱维亚少、牙买加多。用联合国“人发展指针”综合比较，中国落到107名，在阿尔巴尼亚之后。据WB研究，全球参加评估的120个国家中，中国人均GDP居第96位；教育经费和第三产业产值占GNP比例分别为102、113位。按WB95年推出的衡量国家财富的新计算法(把自然资源货币化列入财富总量)，中国的人均财富仅名列世界第162，为世界人均水平的1/13。前一组数字说明，中国人仍是当今世界的穷人；后一组数字说，由于资源奇缺，中国人未来可能更穷。 把以上数字综合起来，可归结为三句话：1、中国是一个处于世界后列的贫穷大国，是一个资源极度匮乏因而后劲严重不足的贫穷大国；2、经过长达半世纪的高速赶超，中国和自己所曾达到过的水平与世界先进国家的距离越拉越远；3、如果再考虑到人口、资源、科技、教育等因素，中国将永无出头之日。 对洋溢于官方媒体上的乐观，有经济学家如此解释，少数经济学家与权力资本和外国资本结合，获得了特殊地位，在中国繁荣(不管是真繁荣还是假繁荣)时可以分享大份额，在危机发生时却不必分担成本。他们乐观得很，并为人民描绘了一幅玫瑰色的图案---增长速度就是一切，经济发展可以自动解决一切社会矛盾。 经济学家海耶克曾说，他的一个重要教训是忽视了时间因素。他认为，学术界对时间的领会迟钝，远不像政客、运动员和演员那样深知适当的时机就是一切。他的很多经济学著作都试图引入时间的因素，而一般经济学著作中，时间的关键作用却完全被忽略了，事情何时发生？因果之间可能有多长时间？ 这同样是中国人将深感痛切的教训。我们知道，许多事情可能会发生，如一个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时代可能到来之类，但却忽视了时间---我们还有多长时间？梦想成为现实之际，我们还剩下什么？以沉船为例，到全体乘客可以投票表决、立即抢修之际，我们还剩下多少船板？挽救生态崩溃的关键同样是时间---在国土承载力耗尽之前，我们能否扭转资源与环境容量急速枯竭的大趋势？ 从资源超载的角度看，国土承载力的最大极限大约为15-16亿人，没有官员或学者提出更高的上限。按人口增长趋势，距离这一经济-生态总崩溃的临界点还有15年。就限制人口增长而言，政府采取了世界上最严厉的政策，今后怕已无能为力了。 从污染超载的角度，美国派驻北京的环保官员估算，如果96年开始投入巨资，04年前须紧急投入3万亿美元，才能彻底解决环保问题。数字相当于建政后前40年财政收入总和的7-8倍。分10年投入，每年要投入3000亿美元---这种规模的投入显然是不可能的。如果再考虑到每年国有资产加速外流，事情就更令人绝望。这也是在说时间---可能来不及了。我们甚至用不着去讨论21世纪是否是中国的世纪，那是一种奢侈。我们可以把期望值降到最低：21世纪中国有没有水喝？ 中国人均淡水仅是世界人均值的1/4-1/5，江河湖泊全部污染，地下水严重透支。没有争议的事实是，半数以上城市缺水，缺水城市的半数以上严重缺水，特大城市几乎全部缺水，50个城市已进入危机状态，情况还在继续恶化。 以中国人特别能忍受的国民素质，渐进、常规性的缺水可以一直维持下去，并非必定导致社会解体。而渐进灾变中的急性爆发将是社会承受力崩塌的关节点。不必等到遥远的未来，在今日的严重水危机上，只要加上一个持续数年的大旱，就可能导致社会解体。历史上，1638-1641年发生在中原地区的持续三年大旱，致使流寇蜂起，社会动荡不宁，饥民组成军队，终于推翻了强大的明朝政府。 如果发生一个持续三年的大旱，其打击点正好在承受力最低的华北地区，后果难以设想，京、津、唐、保等地区是贫水中国的特贫水区。外来观光者只看见高楼大厦林立，却不知道这片城市群的淡水量人均已不足300立方米，在国际人均水资源警戒线(1000立方米)的1/3以下，为世界人均数的1/30，比世界著名的干旱区阿拉伯半岛还要低，也低于以色列(人均水资源370立方米)---可以这样概括，以北京市为圆心，800公里半径之内(200万平方公里，超过1/5国土)已没有一条常流河，地表水基本枯竭，地下水全部严重超采，最深的水井已达300-400米。早在10年之前，水利部水资源司司长吴国昌就发出警讯：如果供水问题未有改善，只要再来一次大的旱灾，华北地区的经济都可能崩溃。目前，大北京地区完全具备了被水危机摧毁的必要条件；为使首都脱离险境，专家正在紧张讨论从1000公里之遥的南方调水的种种应急方案，甚至会迁都。为数众多的生态学家是悲观的：一切应急的工程措施都无法从根本上解决水资源危机，21世纪将是中国无水可喝的世纪。水仅仅是资源环境灾难的一个侧面，21世纪将是中国走向崩溃的世纪。大难临头之际，就可能爆发实行世界范围内资源再分配的战争。 难道没有挽救之途了吗？当然有，比如尽快实行私有制，让每一块土地、每一片森林、每一座矿山都有自己的主人；比如尽快实行市场经济，用市场的力量限制资源(包括环境资源)无节制的挥霍；比如放弃狂妄的赶超战略，从人口基数过于庞大、人均资源极为贫乏、环境容量极为窄小等国情出发，走一条有限增长的道路等。 但问题仍然是：还有时间吗？也许还有一点时间，也许一切都太晚了。任何一个中国政府都很难在这种创造性的毁灭之上重组社会，重建家园。退一步讲，即便奇迹式的完成较为彻底的制度转型，生态灾难也有其巨大的惯性。如俄国、东欧前社会主义国家的制度交替时期，生态加速恶化。而且，生态平衡的恢复也需要漫长的周期。 更何况，我们所谈到的仅仅是水资源危机、能源危机和环境容量危机。而中国早已陷入全面危机：腐败、资源枯竭、环境恶化、通货膨胀、股市畸形、泡沫经济、国企破产、工人失业、农民贫苦、金融混乱、治安失控；在社会的大系统中，任何一环都脆弱到可能猝然断裂。任何一环的断裂都可能引发整个大系统的雪崩，堵无可堵，防不胜防---一些中国人已预感形势危如累卵。 21世纪梦精神胜利的另一面是，官宦豪强早已把不义之财转移国外，外国护照在手，随时准备开溜。知情有限的升斗小民则把血汗钱存入早已资不抵债的国有银行，以备大难临头时保命之需。大船将倾人人都想抢块大点的船板，只苦了那些什么都抢不到手的黎民百姓。看今日之中国，短视气息弥漫，人们及时行乐，无一不创当今世界之最。这是末日之前最后的盛宴，是灾难的直觉。 公有制、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两权分离制(所有权与使用权分离)是毁灭中国资源和生态环境的制度性根源。公有制使山河土地失去了守护者，给破坏性使用大开方便之门。在完全公有制下，劳动者没有生产的动力，一般也没有破坏的动力。 以种种承包制为代表的两权分离制不仅同样剥夺人民对山河土地森林矿山的所有权，还为破坏性使用注入了内驱力。正如公用的自行车，注定损坏最严重、最迅速。邓小 平创造的史所未见的公有私营制，自行车仍然公有，不同者是使用者可以合法地带私货。这样一来，可以想见破坏性使用之烈！帝王时代，江山社稷为帝王所有，传之万世，无人敢破坏，每一具体的土地森林作坊工场，也有具人格的主人守护。经典社会主义时代，资源财产完全公有，虽然难以避免经济学上公有财产悲剧，但劳动者没有破坏性使用的动力。最坏的是公有私营制，山河无主且可杀鸡取卵、竭泽而渔！这样的制度条件下，增长就意味着破坏，高速增长就意味着高速破坏。 既然损失巨痛，何以还要不惜代价地追求高速增长？政府和经济学界并不弱智。虽然在公开宣传中对高速增长沾沾自喜，私下却不断要求控制速度。官员早就明白，高投入、高消耗、高污染、低效益式的高速增长不是好事，而是经济的灾难，因此并非一味追求高速，而仅仅要求适当的高速---速度越高，损失越惨重；速度不高，优越性则无从体现，且失业激增，政权不稳。看来，其中的秘密是，高速增长是政权稳定的唯一可能。 经过长期的社会主义实践后，经济学界摸索出一条规律，必须保持6%以上的高速增长，才能解决每年新增劳动力的就业。因此，6%以上的高速增长就成了社会主义优越性的证明，现在更成了政权稳定的保证。速度问题不光是经济问题，也是一个尖锐的政治问题。只能高速度，才能战胜资本主义；只能高速度，才能在新的基础上加强工农联盟，巩固无产阶级专政。不过，优越性的论证似乎开始受到普遍怀疑，政府唯一能做的，就是全力推动经济繁荣，花钱买稳定。这种局势下，人民和政权之间似乎达成了某种默契：可以放弃长子继承权，但总得给碗红豆粥。新的实践证明，只能维持(统计意义上的)8%以上的高速增长，才能缓解新增劳动力的就业压力和维持繁荣景像，8%增长率又成了死守必保的生命线。 经济学家深谙个中的奥妙。杨帆一针见血地指出，为什么一定要达到8%？经济学家说是为了保证就业、维持信心。经济增长速度在国际上本来一个预测数字，到中国竟然不可更改、不可怀疑，因与现实反差太大，反而强化到人人谈论的程度。这也证明，经济增长速度已成为政权稳定的主要源泉。 经济学家程晓农说，经济效益每况愈下，国家还鼓励企事业单位一味增加工资奖金、扩大福利，掏空国家财政和企业的积累，旨在用高收入、高福利来换取民众的支持。为维持一个政府的稳定，我们所付出的成本是否过于高昂？谁能告诉我，代价是必须支付的？令人倍感沉痛的是，为产生合法性而投入的高昂成本，并非人民币、美元或黄金，而是我们民族的基本生存条件。

8. 近期股市波动会对中国经济造成什么影响？

　　1.不能造成什么影响，实际上是经济走势影响股市走势。
　　2.当经济不好的时候，所有投资者都会看空股市，导致股市买少卖多，从而下跌。
　　3.股市本质上是反应经济状况的，这个是理论说法。
　　4.实际上是经济当前的运行状况影响投资人的决策，从而影响股市走势。
　　5.所以股市未必能真正及时反应当时的经济，但可以反映出投资者对经济的未来预期。